因为争议巨大，杂志上开了“杀夫案笔谈”专栏，四位作者赵田孙、庆子、关露、沙莉，就此事撰文辩论。

女作家关露写了一篇长文《詹周氏和潘金莲》，对詹周氏给予很大悲悯，“人到不得已时，只好不择手段”，“希望更高的执法官吏能够在杀人者的身世和人情上多多加以探讨，对于一个不得已而杀人的人能够罪轻一等”。

女演员沙莉写道：“（此案）未尝不可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，换言之，这一对夫妇乃是现实生活下的牺牲者”。

随着这些文章刊载，被唾骂的詹周氏逐渐赢得公众同情。

这年夏天，詹周氏多次出庭，她不肯放弃，每次都请求活命。

关键时刻，一位外国嬷嬷出庭作证说詹周氏怀孕了，判死刑需要等她生完孩子。这为上诉争取了时间。

恰在这时，来到重要的历史转折点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抗战胜利。第二天汪伪政权倒台，所有之前伪法院判决的案件完全无效，将重新审理。

直到一年后，国民政府高等法院才重新审理此案，宣判“詹周氏杀人罪，处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，凶器刀一柄，没收。”

詹周氏仍不服，坚持上诉。

律师施拜休为她辩护，许多人为她发声。经过各界努力，最终经过三审，改判她有期徒刑十五年，送到提篮桥监狱服刑。

得知自己能活下来，她“感谢不死之恩，颂不绝口云”。

再之后，她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在狱中她表现优秀，绣花、缝纫、糊纸盒，都做得又快又好。

上海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安排她去了农场改造，先务农，后调到幼儿园工作，直到1983年退休。

1959年，她经人介绍与农场炊事员严少华结婚，两人一起度过了三十多年，生活平静。

上海记者徐平曾专门去采访她，当时她已经80岁左右。根据描述，她身高一米五左右，三角眼，看上去蛮凶，可能因为太过特殊的经历，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。

对于当年的事，她没有再提起，直到1990年代去世，她再没回过上海。

她没生过孩子，但喜欢孩子，认了不少年轻人做干儿子干女儿，床上方贴有孩子的年画，挂着玩具娃娃，玻璃镜框下有许多邻居孩子的合影。

她依然穿着旧式的大襟衣服，说着40年代的上海话，拿着一百多元工资，偶尔打打麻将。

还有，她终于无须再冠夫姓，在后半生拥有了自己的名字——周惠珍。

《酱园弄·悬案》英文名“She’s got no name”，意味深长。